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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百花山葡萄,刻不容缓!
发表时间:2018-9-25 14:36:45 阅读: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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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北京林业大学张志翔教授团队在国际植物学期刊《植物分类》(Phytotaxa)发表研究论文,对北京特有的极度濒危植物———百花山葡萄的分类学地位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并基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红色名录评估体系评估该物种所处等级为濒危(CR),离灭绝(EX)仅一步之遥。鉴于团队多年来的跟踪调查,提出相关保护建议。

  葡萄是举世闻名的经济树种,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我国的葡萄属植物高达37种,占全球葡萄属植物种类数(约70种)的一半以上,其中30种为我国独有。因此,我国野生葡萄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对促进世界葡萄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百花山葡萄,是一种仅见于北京地区的野生葡萄属植物,是当之无愧的北京“植物名片”。其数量极其稀少,目前野生个体仅见2株。单从数量上来比较的话,比国宝大熊猫还要濒危1000多倍。

  百花山葡萄其中一株位于109国道边,屡遭破坏,无法开花、结果;另一株位于百花山保护区某山沟里,由于其周边树高林密,该植株已逐渐枯萎。因此,亟待开展这一北京特有、极度濒危的重要经济树种的保护研究。

  然而,一直以来百花山葡萄的保护面临着尴尬的局面。目前,世界葡萄属的分类学研究有待完善,不同学者对于葡萄属不同物种的划分依据尚存有争议。即使通过多条基因片段联合进行分子系统学的研究来看,不同葡萄物种之间的关系仍然模糊不清,百花山葡萄也面临着分类学争议。

  1984年,第一份百花山葡萄标本被采集到。1993年,百花山葡萄这一物种正式被发表。然而,相关文献中除了对北京葡萄属不同种类的叶片形态进行比较之外,并未记录百花山葡萄的花、果实和种子等,这些形态相对稳定、作为物种划分重要依据的生殖结构的特征及与其他葡萄种类的差异。因此,有观点认为,百花山葡萄作为一个独立的物种的依据不够充分。也因此,百花山葡萄一直没有被列入国家相关保护名录或珍稀濒危物种拯救工程名录中,仅被列为北京市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百花山葡萄的花、果实和种子长啥样?北京林业大学路端正老师一直开展百花山葡萄调查与研究,他指出,第一株百花山葡萄被发现后不久被砍伐并死亡,所幸路老师经调查在其周边发现另一株活体,也就是位于109国道旁的这一株。

  文献记载百花山葡萄总量不足20株,十分珍稀。令人遗憾的是,路老师退休后,再无人知晓109国道旁那一株之外的其他个体。百花山保护区管理处及相关科研单位、植物爱好者等多次调查未果。2016年7月,笔者(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历经9年调查,在某深沟中找到目前已知第二株、全长约1米、逐渐枯萎的野生活体。由于只见叶片,不知花、果模样,在我国植物分类学权威专著———《中国植物志》(英文版)葡萄属的记载中,百花山葡萄被列为北京地区山区常见植物山葡萄的异名。也就是说,百花山葡萄作为一个独立的物种观点,没有得到承认。

  尽管如此,张志翔在开展北京市珍稀濒危植物调查研究时,坚持对百花山葡萄开展组培扩繁研究。最终2株幼苗在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存活下来。在张志翔团队和松山保护区管理处的精心呵护下,2017年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开花、结果,有关百花山葡萄花、果之谜才被揭开,也为团队的后续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叶片、花、果实和种子等形态特征的综合对比看,百花山葡萄与山葡萄存在明显而稳定的差异。通过对葡萄属植物代表物种取样并进行叶绿体全基因组测序与分析,结果显示百花山葡萄与山葡萄关系很近,但各处于独立的、具有高支持率的分支中。

  因此,依据当前全球葡萄属物种划分的评判标准,结合基因组学初步研究结果来看,百花山葡萄应为独立的物种。鉴于其所面临的极高的灭绝风险,建议尽快提升百花山葡萄的保护等级,迅速开展相关生物学、生态学基础研究,明确濒危机理,为这一珍贵野生植物资源的抢救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在北京地区,分布有3种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别为野大豆、紫椴和黄檗。这些国家级保护物种在北京市范围内个体数量相对较多,立足全国范围来看数量更多,北京市相关部分已投入了大量精力,开展了保护和扩繁工作。百花山葡萄的情况恰恰相反,放眼全球也仅能在北京的几条山沟中看到他们孤独的身影。所以,就百花山葡萄而言,其窘迫的生存现状与濒危程度和其所受到的保护力度和保护成效之间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在首都北京,还有一些鲜为人知但已濒临灭绝的植物,正遭受着和百花山葡萄类似的悲惨命运,甚至比百花山葡萄更加凄惨,如丁香叶忍冬、北京无喙兰等,也亟待开展保护工作。他们的濒危性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更未入选相关的国家级物种保护名录。因此,在植物野外调查数据不断丰富的今天,有必要对国家级和各地相关保护物种名录进行更新、完善。

  作为开展北京市珍稀濒危植物调查研究的一员,笔者已在山里奔波了11年,积累了大量数据和相关信息,对它们如数家珍,对它们的未来命运尤为关切。在10000余平方千米的北京山区,依靠双脚丈量大地,踏遍群山与沟壑,找到这些总共不到50株的濒危灌木或者草本十分不易。

  笔者认为,找到这些濒危植物只是开始,切实做好保育才是后续应尽快开展的工作。开展北京地区濒危植物的保护研究,可为生命科学领域相关基础理论研究和物种保育实践提供参考和科学依据,结合其保护进展开展相关科普宣教工作,也可进一步提高公众对珍稀濒危动植物的关注度和保护热情,服务于首都北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科研、科普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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